解悟中医/病机的故事
邓铁涛先生说：“现在看来，西方的理论是往中医的理论靠，首先是医学的模式往中医这边靠。以前就是一个生物医学模式嘛，现在已经重视到心理和社会的因素，成了生物、心理、社会医学模式。”（见《邓铁涛寄语青年中医》第309页，人民卫生出版社，2004年11月）全科医学的意思是做临床的医生还要学会中医，这表明中医临床治病的能力已被重视。为什么已学过西医的医生做临床还需要掌握中医的治病方法呢？因为，中医学是真正下的全能的生命医学，只有生命医学才重视以病机治病。我们认为，《伤寒论》的“六经”所述，就是所有疾病病机的规律和治病纲领。
里说“临证察机，使药要和，谓之上工”。这个“机”是什么呢？这个“机”就是病机。临证的时候，首先是要察明病机，然后再根据这个病机来处方用药，使方药与病机相契合，这样一个看病的路子就是“上工”的路子。“临证察机，使药要和者，似迂而反捷”，这样的方法确实好像有点迂。病人来了，还要察什么“机”啊。但是这是古人试从病因入手诊治疾病失败后悟出来的一个真理。现在让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“临证察机”的重要性。
绍昆的父亲娄老先生原在温州四中当教师，教过英语、地理。因成分是地主，1962年被精简，回乡种地。那个时候，即使是10分劳力的农民，一年干下来，也分不到多少粮食。一个几十年以教书为业的教师，当然不能胜任重农活，赚不了多少工分，生活就十分困难。但作为父亲，却觉得最难为的是子女的前途。绍昆已高中毕业，户口随父亲迁到农村，在农村每天只能赚二三个工分，觉得自己前途渺茫无望。后经父亲友人何黄淼先生的指点，开始自学中医。老先生想对儿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也自学中医。他挤时间抄来不少验方单方，以为这才是学医的阶梯。
人在社会中生活，也在为社会做工作，以工作来获取自己的生活需要。娄老先生学医，是因为他不能再当英语教师了，而却又无法以做农民来维持生活，学中医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、对家庭有用的人，就成了他的选择。老先生患过肺结核，他本认为精简以后无钱医治必死无疑，谁知道肺结核却奇迹般地自愈了。1981年10月的一天，他感冒了，发高烧，自己开一些辛凉解表的中药服用，总是无效。西药亦用过不少，体温反而越来越高，高达40℃.娄先生原来以为中医是经验医学，每一种病总有几个有效的汤药来医治，只要记熟别人的经验药方，就可以治病。岂知这一招不灵了，无疑使他遭到了一记当头棒喝。经绍昆诊后，认为是少阴病，：“要说危险，老年人在发高烧时的危险，莫过于出现感染性休克。临床上在发热，脉数的同时，如出现形寒肢冷，神疲脉弱时，就要高度警惕。你受凉后发高烧，但手脚冰冷，两条棉被盖在身上还觉得怕冷，再加上精神疲惫，脉象细弱，这是阳虚表证，就是《伤寒论》中的少阴太阳并病。万幸没有出汗，还可以用扶阳解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退热降温。如果老年人在发高烧时，形寒肢冷再加出冷汗的话，那就有亡阳的危险。亡阳，就是阳气衰亡。当用黄附子细辛汤。老先生服药后，果然热退。事后他把处方给父亲一看。老先生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明知我有肺结核病史，又是阴虚体质，当时发高烧，体温39℃，脉搏每分钟100次，还用这等温热药物，岂不有点危险？”绍昆说人的生命靠阳气支撑，亡阳就有失去生命的危险。《伤寒论》中用‘四逆辈’汤方，轻的有桂枝加附子汤，重的就是用四逆汤一类的药方了。虽然你是阴虚体质，但从中医的病机来看，当时急性阳虚和风寒表证是身体的主要矛盾。只有迅速地解决这一主要矛盾，才能退热降温麻，才能保阴存津。病有标本缓急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”但老先生仍觉得这是偶中，告诫绍昆说：“下次遇到别人患我这样的病，千万勿开这样辛热的药方。做医生不同于别的职业，偶有闪失是要吃官司的。”绍昆年轻，听了像罩上一头雾水。在事后的30年中，老先生又两次患外感高热，由于临床症侯相似，绍昆都用同样的药方治愈他的病，这时娄先生才逐渐相信《伤寒论》临证察机的重要性。
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绍昆的外甥5岁。麻疹后外感发热，其叔公是西医小儿科医生，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，他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10多天，高热不退，白细胞仍不断攀升。其叔公认为既然白细胞升高，就应再用抗生素，如无效，必须送杭州求医。绍昆认为，此病儿虽然高热无汗，但手脚冰凉；口唇虽然干燥，但不欲饮水；精神委蘼（即“但欲寐”），脉微细，是少阴病，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。既然西药已无效，不如在送杭州前，姑且用中药一试。其外甥服中药后，神清热退，而白细胞依然有居中不下。其叔公认为这说明中药无效，因为根据血液检验，白细胞没有下降，他坚持要送杭州。但绍昆说，既然热已退净，精神已经恢复，“得神者昌”，中医根据精神状态，可以判定白细胞等几天必降。后来果然被他说中。从此以后，他在村子里就有了一些名气。这个故事说明，中医治病，当以病机为重。判断疾病的进退，中医以精神状态为准；西医以检验单的数据为准。我的外孙患感冒，头痛，精神不佳。女儿要我诊治。服中药后，我为他挑刺数穴治头痛。下午，女儿来电话说，药后体温反而升高。我问精神状态如何？她说：“比上午好得多。”我说：“快要退热了。”晚上果然热退净。所以，体温高低，不能说明病势的进退。精神状态好不好，才是中医观察生命抗病进退的关键。
说起病机，还有一个故事。20世纪70年代某日，胡乔木同志在无锡患病，病情是感冒后发热持续多日不退。无锡市卫生局曾组织多次中西医会诊未效，有关方面向上海求援。上海市委特邀张伯臾前往诊治。伯臾先生诊为虚入感冒，处方以参苏饮加减，第一味药为生晒参10克。胡乔木同志懂中医，发话说：“张医生，用人参恐不妥吧？以前北京某医家曾为我诊过病，谓我系阴虚体质，不宜用参。即使用，也只能用西洋参，但量要少，每次只能一片含服，这次用10克生晒参是否……”伯臾先生听后一笑，说：“从病证和舌脉上看，我看必须用人参，我可以暂留在此，待尔热退。”胡乔木同志点头同意，依方进服1帖，热退，继续再服1帖，痊愈。此后，张医生就经常飞机往返京沪，为中央领导治病，遂有“当代国医”之称。
机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是：“事情变化的枢纽；有重要关系的环节。”“病机”是在病因侵犯人体的情况下，生命抗命系统信息运行的变化。医生治病，就应该顺应这种变化的规律，因势利导地帮助机体恢复健康。人的生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体，有着极强的自组、自调、自稳定的能力。在疾病过程中，生命是主体，病因是客体。这一观点完全符合辨证法中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依据”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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